“1月8日。阴。

今天是红磡演唱会第八场，我在那里。

周杰和任泉他们都被震住了，一万多人的场馆，灯光亮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发光。

安可的时候他唱了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唱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看了我一眼。

隔着那么远，隔着那么多人，但我知道他看的是我，他还点了一下头。

只有我知道那个点头是什么意思。

我哭了，刘心怡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歌太好听了太感动了。

她信了。

但其实不是因为歌，是因为在那一万两千个人面前，他记得我在。”

郑辉翻到后面几页。

“2月28日。

终于快要杀青了！我可以回京城了！

这几个月在佛山，虽然拍戏很充实，但是真的好想回去。想回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，想…

算了不写了，写出来怪不好意思的。

但是真的好想他。

上次见面还是过年的时候，就见了两天。他说他要去美国处理电影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回来了没有。

打了好几次电话都关机，不知道是不是时差的问题。

希望他一切都好。

对了，李总说杀青之后安排了几个采访，让我配合跑一下通告。我知道这是为我好，但说实话，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不是采访的事。

就想赶紧回去看看他在不在。”

郑辉合上日记本。

写的都是小女孩家的心事。

有对拍戏的认真与反思，有去看演唱会时候的激动和感动，有对回京城见面的期盼和雀跃。

没有算计，没有权衡，没有那种“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更离不开我”的精明。

至少在这本日记里没有。

郑辉把日记本放回箱子里的原位，没有再继续翻。

日记本旁边，还有一叠信。

白色的信封，叠得整整齐齐。

郑辉拿起来看了看，每一封信封的正面，都写着同一个收件人的名字：

郑辉。

没有地址，没有邮编，只有他的名字。

信封的右上角，每一封都标注了日期。

郑辉粗略数了一下，大约有十五六封。日期从去年年底一直延续到今年三月初，差不多十天半个月就写一封。

每一封信都封好了口，贴了邮票，但显然，没有一封被寄出去过。

她有话想对他说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写了又不敢寄。

或许是怕他觉得烦。或许是怕自己在信里说得太多、暴露得太深。又或许，只是单纯地不知道该往哪个地址寄。

他常年在各地奔波，酒店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她确实没有一个稳定的地址可以寄。

但郑辉心里清楚，地址不是问题，她想寄总有办法。

真正的原因，大概是这些信里写了太多她平时不敢当面说的话。

写下来已经是一种释放了，寄不寄出去，其实不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写的那个过程。

郑辉没有拆开任何一封，她不敢寄的话，他就不看。

等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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