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，欧洲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圆桌，德国的《明镜周刊》、《南德意志报》，意大利的《共和报》、《晚邮报》，西班牙的《国家报》。

这一场的画风和上午完全不同。

欧洲大陆的记者们更喜欢把采访变成辩论，他们不满足于听你说，他们想和你辩。

《明镜周刊》的记者直接抛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“你的电影里对暴力教育的呈现，是批判还是赞同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郑辉回答：“电影不是判决书。它呈现一种关系，让观众自己去判断。”

“但你的结尾…”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：“那个学生和导师最终达成了某种和解，甚至可以说是共谋。这难道不是在为暴力教育辩护吗？”

“你把它看作和解，但我把它看作悲剧。”

郑辉说道：“那个学生在最后笑了，但那个笑容和他导师的笑容一模一样。一个人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变成了他最憎恨的那个人，这不是胜利，这是代价。”

“但你没有明确告诉观众这是代价：“

“如果我需要明确告诉观众该怎么理解我的电影，那说明我的电影拍得不够好。”

记者愣了一下，然后在本子上飞快地写了起来。

意大利《共和报》的记者换了一个角度：“你认为你的电影和音乐之间存在什么关系？它们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吗？”

郑辉想了想：“不是同一个故事。但它们来自同一个人。”

“音乐是我想对世界说的话，电影是我想让世界看到的东西。有时候，说的和看的是一样的。更多时候，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”

这句话后来被《共和报》的文化版全文引用，成了那篇报道的压轴引语。

下午五点半，最后一位欧洲记者握着郑辉的手说“谢谢”然后走出了采访间。

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郑辉往椅背上一靠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两天，密密麻麻的采访排在一起，十几家全球顶级媒体，上百个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不能敷衍，每一个回答都要经过大脑的快速运算，既要真诚，又要安全，还要有深度。

累。

不是身体累，是脑子累。

他正准备站起来回房间，门又被推开了。

何岩走进来，脸上的表情不像是带好消息的，也不像是带坏消息的，那是一种“消息太多，不知道从哪说起”的表情。

“辉哥，你可能还不能休息。”

郑辉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
何岩走到桌前坐下，打开了手里的文件夹。

“这两天您的精力全在采访上，有些事情一直没来得及跟您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您这次在戛纳引起的风暴，不仅仅是媒体层面的。”

何岩翻出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司名称和联系方式。

“从昨天开始，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商务合作请求。不是采访请求，是代言合作。”

郑辉挑了挑眉：“什么级别的？”

“各个奢侈品品牌。”何岩一个一个念出来，

“成衣类，阿玛尼、迪奥男装、路易威登。”

“腕表类，浪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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