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郑辉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，运转在环球安排的行程里。

十二月十四号上午，《洛杉矶时报》的记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等他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记者，叫肯尼思·图兰。

图兰是《洛杉矶时报》的首席影评人，在好莱坞圈子里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。

他的评价能直接影响一批核心评委的观影倾向。

两人聊了将近两个小时。

图兰的问题很尖锐，但也很专业。

“你在电影结尾的处理非常决绝。主角完成了那段独奏，他赢了，但他也失去了一切。父亲的眼神、正常人的生活、甚至他自己。

你觉得这是一个胜利的结局，还是一个悲剧？”

郑辉端着咖啡，想了一下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图兰笑了：“我在问你。”

“这是一个关于代价的结局。”郑辉说。

“胜利和悲剧之间的界限，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。如果你是他的父亲，这是悲剧。如果你是沈严，这是胜利。如果你是他自己…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他在那一刻，已经没有自己了。他变成了鼓声本身。”

图兰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。

“你二十岁。”他抬起头，语气里带着感叹：“二十岁的人不该说出这种话。”

郑辉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

下午两点，《综艺》的封面拍摄。

摄影师是好莱坞最抢手的人像摄影师之一，在环球大楼顶层的天台上搭了一整套灯光。

郑辉换了三套衣服，拍了两个多小时。

范彬彬坐在一旁的折叠椅上看着。

摄影师让郑辉坐在一面白墙前面，手里拿着两根鼓棒，但不要看镜头，看向窗外。

快门“咔嚓”一声，光线在他侧脸上切出锐利的轮廓。

范彬彬盯着监视器里的画面，忽然觉得这个人离自己很远。

不是物理上的距离。

是那种…他站在一个她还够不到的世界里的感觉。

……

十二月十六号，导演工会放映会。

这是郑辉这趟行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。

比弗利山庄一间私人会所的放映厅，有八十三名导演工会成员到场。

环球影业提供了精致的晚餐和红酒，每个人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份简洁的电影介绍册。

电影放映结束后，灯光亮起。

主持人介绍郑辉上台。

掌声热烈但克制，这是一群见过太多好电影的人，他们的赞赏从不廉价。

郑辉站在台上，面对一屋子的好莱坞导演。

他就那么站着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像在和朋友聊天一样开了口。

“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”

“二十岁。中国人。第一部电影。凭什么？”

笑声变大了一些。

“我没有答案。”他说：“我只知道，在拍这部电影之前，我坐在京城的一间考场里，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，一个人坐在架子鼓后面，手在流血，但他停不下来。”

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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