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启三年，九月十日，一个消息如同惊雷，炸响在杭州城内外，让刺史府内的董昌及其核心僚佐们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与恐慌。

湖州刺史杜孺休，举州投降了驻扎在苏州嘉兴的保义军大将郭琪！

湖州，北接苏州，南邻杭州，西倚天目山，东望太湖，乃是杭州北面最重要的屏障，亦是沟通浙西与太湖平原的咽喉要地。

杜孺休的投降，意味着杭州的北大门已然洞开，保义军的兵锋，自此可以毫无阻碍地直抵杭州城下，甚至威胁杭州西面的睦州、婺州。

更重要的是，杜孺休并非力战不支而降，而是在保义军尚未直接进攻湖州的情况下，主动举州归附！这传递出的政治信号，远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致命。

它表明，在保义军席卷江东的威势下，浙西地方势力的人心，已经开始动摇，甚至出现了主动投靠的倾向。

而这对于一个离心百年的藩镇时代，是极难想象的。

杭州刺史府，正堂之内，气氛凝重。

董昌高坐主位，这位以杭州八都兵起家、一度雄踞浙西的枭雄，此刻面色阴沉，眉头紧锁，往日那份因接连击败刘汉宏而滋生的骄矜与自信，已然被巨大的危机感所取代。

堂下，分坐着他的弟弟董真、心腹谋士吴处士、掌书记罗敷、大将徐绾、许再用、以及杭州八都中其他几位都将的代表。

钱缪此刻正率军围攻诸暨，并未在场，但他的缺席，反而让堂内某些微妙的心思更加凸显。“杜孺休！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”

董真率先拍案而起，怒不可遏：

“兄长待他不薄，昔日他能在湖州立足，全赖我杭州支持！如今保义军兵锋稍至，他便望风而降，简直猪狗不如！”

“当立刻发兵，讨伐湖州，擒杀此獠，以儆效尤！”

大将徐绾也起身附和：

“董二将军所言极是！湖州乃我杭州门户，岂能拱手让人？”

“末将愿领本部兵马，即刻北上，趁保义军在湖州立足未稳，夺回城池！”

“那郭琪虽勇，然其主力尚在苏州、常熟一带，湖州守军必不会多。”

“我军速战，或有胜算！”

主战的声音一时高涨。

许再用等将领也纷纷表态，要求出兵。

在他们看来，保义军固然强，可要是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，那他们这些武人还有什么立身之本。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也是道出藩镇难治的本质。

那就是如徐绾、许再用这些武人，他们的根基都在地方，而且可能多少代都传下来了。

这些人对什么董昌是没多少忠诚的，因为流水的藩帅、刺史，铁打的牙兵世家。

但这种中下层过分活力的社会构造是不容于大一统的。

任何统一东南的雄主，都会对这些盘踞地方的牙兵、武人进行打压。

而如果更本质一点，那就是这些人在新的吴藩是没有容身之地的。

人的地位从来不是因为其能力而起决定性作用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，是你距离权力中心的距离。在保义军中，从元从到淮西派、到忠武派，每个都有自己的圈子，他们也排斥别人进入到他们的圈子。因为任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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