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个四月，郑辉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半。

一半，在雅旺录音棚里，与全香港最顶尖的乐手们一起，将《半生》这张专辑填充完整。

另一半，则是在环球唱片的会议室里，与郑东汉找来的几位香港v导演，反复推敲着每一首歌的视觉呈现。

四月中旬，他甚至还从这密不透风的行程里，硬生生挤出了一天半的时间。

在林大山的陪同下，他回澳门，体检（是的，报考联考也需要体检）。然后在中华教育会递交了港澳台侨联考的报名表，然后又马不停蹄地搭乘最早一班的渡轮赶回香港。

录制的过程很顺利，当一张专辑的词曲、编曲方向，甚至情感基调都已经被郑辉规划得明明白白时，剩下的，就只是执行。

郑辉知道《无名之辈》里那段吉他solo需要哪种音色，也知道《父亲》的弦乐铺底应该在哪个小节怎样悄然进入。

有几首歌，环球唱片按照郑东汉的指令，包下了香港管弦乐团的一个弦乐队。

当郑辉站在录音室里，看着指挥棒扬起，十几个顶尖乐手手中的琴弓在琴弦上同步划过，那醇厚真实弦乐声浪，通过调音台涌入他监听耳机的那一刻，他知道，这张专辑，成了。

它不再是一堆冰冷的数据和idi模块，它有了呼吸，有了体温，有了足以穿透人心的灵魂。

与此同时，v的拍摄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同步进行。

郑东汉在会议室里，对着郑辉说道：“这张专辑，它不是拍给你一个人的，它是拍给全天下所有在生活里煎熬的普通人看的。”

“我请了香港现在最会拍纪实风格、最会拍广告、最会拍情绪短片的几位导演，兵分几路，同时开工。

你只需要把控最终的艺术方向，并且把你该出镜的两三首歌拍好就行。剩下的，交给专业的团队去执行！”

郑辉当然乐得清闲，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。

于是，v拍摄行动，在整个四月，于香港、京城两地同步展开。

《飘向北方》的摄制组，去了四月的京城。

导演是个拍纪录片出身的香港人，他没有去长城故宫，镜头对准的，是清晨六点的北京西站。

人潮汹涌，一张张睡眼惺忪却又带着希冀的脸，扛着编织袋，从绿皮火车上涌下来，汇入这座庞大而陌生的城市。

镜头跟着一个刚下火车的年轻人，他挤上面的，在颠簸中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高楼。

他住进了燕郊的地下室，墙壁上糊着报纸，唯一的光源是头顶那盏灯泡。

他在公交车上打盹，在路边摊狼吞虎咽地吃炸酱面，在面试被拒后茫然地站在天桥上，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河。

所有的画面，都带着真实感。

当歌曲的最后一句“家人是否无恙”响起时，导演没有给那个年轻人的脸一个特写，而是用了一个空镜头切换——

画面里，是南方某个小镇，一个晾着衣服的阳台，风吹过，衬衫在空中摇晃。

紧接着，镜头推进室内，一张铺着蓝色格子桌布的饭桌，上面摆着三副碗筷，但桌边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的摄制组，则在香港找到了一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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