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相信》，写《最初的梦想》，写那些能让人喘口气、能在回家路上听完没那么累的歌。

甚至我国内刚播的《浪漫满屋》，这些东西，本质上，都是给他们苦日子里一点甜味。”

“生活已经够苦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再拿失真吉他去往他们耳朵里灌躁？”

“我在内地发磁带，定价八块，正版压低到那个地步，也就是想让更多人花最少的钱，买一点廉价的能用久一点的磁带，回家听一听，松一松。

那是甜点，不是主食，可很多时候人就靠那一口甜点缓着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看着崔健：“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国内主做流行，不主做摇滚。”

崔健终于开口了。

“可国内也有流浪汉，也有被挤到边上的人，也有无家可归的。”

“当然有。”郑辉点头：“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和这边不一样。”

“起码在现阶段，国内一直在努力给人兜底。您说流浪汉，国内有收容遣返，这东西当然有问题，也会被滥用。

可它至少在制度上默认一件事，人不能直接烂在街上，总得往回送，总得给个落脚。”

“在国外呢？”郑辉往窗外看了一眼：“很多时候就是赶走了事。你别死在我商店门口，别睡在我写字楼外面，其他没人管。”

他收回视线，继续说道：“而且差别不止这一点。”

“到2000年底，全国农村没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，已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了3000万左右，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个国家在拼命把更多人先从饿肚子里捞出来。”

“先让人站起来，再谈别的。”

“这就是国内和国外的根本差别。”

崔健沉默了好几秒，忽然说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未免太功利了，音乐不该只是安慰。”

“我没说音乐只能安慰。”郑辉说道：“我只是说，我选择先做什么。”

崔健盯着他，声音也沉了一点。

“那你是不是觉得，我们做摇滚的人，都是在自说自话？”

郑辉看着他，缓缓说道：“恕我直言，崔老师，您要听真话，那我就说真话。”

“您家庭情况不差，工作也让您能衣食无忧。按您的说法，您玩摇滚，是精神上的苦闷。”

“可这种苦闷，和欧美街头那种今天不知道晚上睡哪儿、明天有没有饭吃的焦虑，不是一回事。”

“在工体听您唱《一无所有》的观众，大部分是能买得起票、能出来玩、能花时间听一场演出的。

听《假行僧》的，很多人也都有家，有工作，有城市生活里的迷茫和压抑，可那和真正意义上的底层生存危机，还是两码事。”

崔健的表情一点一点僵住了。

郑辉却没有停，他既然开了这个口，就没打算往回缩。

“所以，在我眼里，国内很多摇滚，尤其您这一路，更像是一种小资式的苦闷和反叛姿态。”

“从消费人群上说，您那种摇滚，在我眼里，更像是城市小资和文艺青年的精神消费。”

郑辉顿了顿，还是把那句更重的话说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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